国家是区域的聚合，同时，区域也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是中央重大决策落地落实的“最先一公里”，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层级。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充分发挥出强国利民的价值优势。在当今，世界民主脚步进退杂乱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角度看，中国式民主已经显示出十分优异过硬的价值特质和根本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本文着基于对中国式民主的价值研究，以中国式民主给国家区域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带来根本保证和无穷活力为重点，探讨其主要的价值优势及其内在机理。
一、新时代中国式区域治理演化实践过程
国家治理乃舶来概念，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治理的就是一个包含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相关治理子系统的完整系统”。本课题组认为，国家治理系指执政者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能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合法、正当和高效，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的管理活动。
所谓的区域治理是国家空间选择性权力的下放过程，是新时代有效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不二选择。区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治理国家事务的过程。
建国以来，国家生产力体系总体上经历了“均衡”→“分散”→“集中”→“协调” 4 次重大调整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开设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西部开发、振兴以东北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再到促进以重庆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不再拘泥于个别城市和特定省份的独到的战略眼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又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重大战略。
生产力体系的布局的转变，无一不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治理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国家发展战略已基本成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跃然于纸上。当前，区域治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各区域发展的最有效的新手段，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正从区域“手拉手式”的互助合作演变为“跨域多产”融合协作，从仅依靠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到通过多种合作途径规划实施，从较为单一资源互补型合作到促进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区域间优势互补等，使得区域合作由横向转向纵深发展并逐步得到规范。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深刻认识深化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突出强调“社会”的地位，要求“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此，中央提出了在“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特别是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且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式区域治理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迫切需要我们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下更大功夫，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中国式民主价值内涵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权力”，因此，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权力”有效行使的方式则是民主自始至终的价值取向。本课题组认为，按照“价值——制度——行动”的概念式框架解读，中国式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世界观和社会观的中华“和”文化的文化基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执政治国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象结合的一项创造性实践。中国式的民主，以“全过程”“协商”为抓手，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引导下，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创设了“有民主、有集中、有自由、有纪律，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社会建设局面”，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探寻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和意愿的最大公约数”。正如学者赵岐山所指出：“中国优秀政治文化‘都是在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中形成的产物和智慧的结晶’”。
（一）中国式民主价值的内涵从根本上保证了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和高效运作
人，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主导着社会的变革以及发展。只有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这一制度的确定，对全社会的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都进行了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继而创造出新型的社会制度，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作为新时代的民主形态，其独有的内驱力可以不断激发和释放民主的效能，与国家运行过程中的“国富民强”的目标是一致的，且可以源源不断形成优势的新机能，并能持续将它们转化为全社会的创新、发展及增长力，最终锻造出务实的、抗压的、可持续的、真实而具体的民主价值和优势。实践证明，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开创了一条自强、自立以及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崛起之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及一枝独秀的内力为世界经济发展与增长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引擎和自信，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中国式的民主价值的和谐理论保证了国家长泰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国之治成为典范
与西方“winner-take-all”的对抗式民主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民主是建立在文化自信且汲取了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髓，依法依规运作、全民积极参与，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赋予了各级政府机关高效且优异的治理效能，为有效解决发展道路上遭遇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和源源不断的优异原生驱动力，真正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式的民主保证了国家的政通人和，确保了社会的和谐与繁荣，人民有信仰、有希望、有动力。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从根本上获得了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上下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才能创造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和优秀的社会治理成效。
（三）中国式的民主价值的人民至上原则巩固了中共执政根基以及避免了历史周期率
习总书记在2021年10月13日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这一论断，诠释了中国式民主的核心真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至上的原则。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讲话中，习总书记还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诠释应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此外，“民主”一词高频次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并首次明确了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
“人民当家做主”这个核心机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所坚持的“群众路线主义”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充分确保党心和民心，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契合，“得人心者得天下”，切实发挥权力主体的监督作用从而保证权力的人民性历久弥新，永不变质，跳出执政者的历史周期率。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三、中国式区域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民主价值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现代民主是指从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出现在全球各地的一种以人权为核心的多元化民主形式。在现代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并由代表他们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并享受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现代民主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问题，如选举质量不高、政府效率不高、社会分裂不断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随着上网人数的达到历史的新高，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民主的氛围、民众参与的范围与人数绝对数规模日益扩大。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
民众关注度越高，藉助微博等社交媒体，各级政府社会治理层面纷纷推出“线上问政”举措、决策不再“一厢情愿”，民众的接受程度不再“事与愿违”。民主的发展获得不可多得的契机。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一）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愈发激烈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就过去120年经验而言，作为世界近10年财富的最大增量国，中国是美国的此轮的终极收割目标。因此2017年美国启动大国竞争战略，两党共识、朝野一致把中国列为头号目标，集中资源与力量开启了对中国的系列行动。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百年格局变化之中，新的世界秩序及格局获得重构，从西强东弱逐渐向东西平衡转变，但必须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了方法和手段来缓和“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在世界格局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意识领域内的争锋依然激烈。与此同时，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延续和维持旧秩序，不惜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阻击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本国内采取各种手段如消磨本国人民斗争意志，如缓和劳资关系、文化渗透、思想入侵、经济压制等。对外，这些国家试图以其价值观念解构、歪曲甚至取缔马克思主义，将其霸权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兜售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作为“灵丹妙药”的永世论，正如陈先达教授所指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之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并非人人必须奉为圭臬的绝对价值。”[]
（二）激进的全球化带来的后遗症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们正在创造世界历史”。40年来，全球化进程塑造了冷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不可否认，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合作，但是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及利益冲突，冲击着中国人民对中国式民主的信仰。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平崛起”在客观上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冲击着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旧秩序。当我国境内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革，会导致一些社会乱象的产生如因政府官员腐败滋生的黑恶势力、高校违反师德师风等，一些接受境外NGO组织支持的公知或境外势力操纵的个人账号等，发出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将这些乱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等。
（三）以大数据、5G等为首的新技术应用引发的伦理及信仰危机
学者陈先达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必然把科技推向前列。”随着大数据、互联网、5G通信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捷与快速，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信仰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伦理危机，尤其是作为人文思维核心的哲学变边缘化，致使重提民主的价值讨论变得一无是处。以国家治理领域为例，国家因采用这些技术减少了施政成本，但也使得网民的意见得到快速的反映，由于基层群众分布广泛、民众利益多元，导致越来越多的议题进入政府机构之中，使得协商的议题随着网络信息的加速汇集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大有取代现实中的公民意见，反而增加了政府社会治理的实施成本。正如学者高兆明所指出的，“网民在网络上的参政身份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其身份是难以确定的，而且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并未被明确的法律所赋予。”
此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话语体系下，借助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实现有效的区域治理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是否可以对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清晰化识别，基层社会问题往往涉及民事纠纷、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土地规划等领域，在协商议题的设置中，借助于算法对协商议题进行数字化的标准是什么？一些复杂的协商议题是否能够被简化为数字问题？算法是否真的能够有效计算出民情民意？数字平台的算法规则往往也是由技术研发者进行设定，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中，由于研发者可能在算法设置中融入了主观判断以及利益偏向，并且这些规则、设计、程序往往处于封闭的“黑箱”之中，因而数据呈现过程中算法所反映的民意现实的客观性、公正性可能是缺乏保障的。同时，基层政府人员往往对算法缺乏专业的知识理解和审查能力，又容易对技术手段产生依赖，表现为过度信任数据或刻板遵循算法给予的结果，从而规避主观决策的责任。因此在开展协商对话、形成决策的过程中，民众多样的需求被同质的算法具象化，民众需求的差异化和个性特征被选择性忽略，虽然能够产生共识决策，但同时也加剧了技术俘获的风险。
四、中国式民主推进中国式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探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将治理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国家治理建设发展的首要方向。而在整个国家系统化治理过程中，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尤为重要，二十大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式民主的价值和理念已经成功实现向制度安排的转化。这集中表现为中国式民主已充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这极大加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加快了处于上层建筑中心、根本影响其他方面的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有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充分表明，中国式民主就是一种符合民主规律、具有显著先进性和强大生命力、正在加速向前推进的现代化民主，具有显著的健全性、可行性和先进性优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治理，是一个动员了全社会成员的参与的国家活动，其中，离不开全社会民主的氛围的形成，而民主的受种者以及受众程度，又将影响着这项国家专有活动的顺利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我们需要从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及平台的建设三方面来谈。
（一）加强民主的领导建设、运作及监督保障机制，确保国家的区域治理活动与党政工作的衔接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要让人民安居乐业，井然有序，就必须要发挥制度的作用。”国家民主制度建设纳入顶层设计范畴。党和国家需要加紧出台一系列相关指导性政策文件，为推动人民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政策依据，为党政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对话交流平台，引导和提升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形成一种从谏如流、闻过则喜的民主作风，形成党委、政府、政协工作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为民主建设提供有利的思想意识条件。首先是在最高政治层面，要创造出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鼓励民众把心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坚决抵制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消极行为，让政治社会舆论氛围而活跃起来，鼓励政协委员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和平讨论，达成共识。其次是在社会层面，党和政府要通过各种方法，在全社会引导形成一种“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的民主文化环境，培养和塑造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能力。
（二）增强以政协委员等参政议政骨干带动人民参政议政，充分发挥这一阶层在区域治理中的桥梁作用
政协委员分别来自不同的社会行业、阶层，分别代表着各自联系的社会利益群体，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人士，整体上的综合素质都非常高，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提高政协委员的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以及合作共事能力。只有努力提升政协委员的这四种基本能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独特制度优势才能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些参政议政骨干对相关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意识的强化，就可以做到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
此外，各级政府要积极搭建出一个有利于提升参政议政骨干调查研究能力及其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的支撑保障平台。首先是要构建针对这一类群体的学习培训平台，使其充分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参政议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常态化管理。其次是要构建一个专门面向这些骨干的政务公开系统，使得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问题上，国家职能部门要将相关情况和进展通过常态化的机制予以告知，拓宽骨干们调查信息的获取渠道。最后是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构建骨干们参政议政调研交流和整合平台，便于骨干成员相互之间的调研意见交流和信息共享。
（三）积极推动全民参与的民主协商平台在区域治理中向基层群众延伸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互联网、云平台等一系列新兴网络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方式，也重构了虚拟空间，为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创造了可能。因此，全民参与的民主协商平台向基层群众延伸并开放，可以视为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基层架构空白的优益填补，这不仅扩宽了拓宽了基层群众自下而上传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同时“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说：“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当今，以5G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及其终端应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突破了传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得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意识与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此同时，人们的政治生活也因此发生着深刻变化。依托新一代技术，不同团体、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众几乎都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动态、开放的民意表达场所。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场所也极大地弱化现实中的利害关系以及观念等因素的牵绊，实现交流上的平等；又因为网络表达的时效性和地域聚合性等技术上的优势，相较于其他渠道，在网络舆论社区中更容易及时聆听到基层人民的心声。这正好契合了民主价值内在要求，所以国家在区域治理中势必要充分利用好网络舆论社区的民意资源。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首先要构建起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协商民主运行平台，有效展开各种形式的线上参政议政活动。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专门的信息公布平台。一方面是使广大民众可以透过网络更加了解参政议政团体的组织架构和协商民主的运行规则，为民主协商的广泛开展争取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也便于广大群众更加方便地了解相关的工作安排和落实情况，以便及时参与到协商讨论和民主监督活动中来。
第二，构建起、维护好、利用好网络交流互动平台，将网民反映的问题迅速整合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交由讨论协商，在讨论过程中也要重视利用好互动平台，反复征求意见，力求全面客观、集思广益，最后形成体现人民群众意志、具有建设性的提案交由权力部门作为重要的决策参考。
结语
民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生相伴。中国式民主正是凭借着纵横向度对“人民当家作主”一以贯之的坚持，超脱了西式民主的单一定义，将宏观抽象的民主概念拉入与每一个中国民众息息相关的区域乃至基层治理场域之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到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基层试点，充分证明了民主价值理念只有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与民主治理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因此，只有建构民主、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才能真正营造起治理高效、服务均等、成果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内生于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并在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被不断塑造，因而极具中国特点，契合中国发展实际。随着国家治理领域内多元主体的兴起，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要通过调整、规范国家政治权力来引导、规范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从而最小成本实现全社会范围内最大的公共利益。
